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。 /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

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。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，并不专属某个科系，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—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。

年近古稀，李欧梵依然不失“狐狸”本色。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《刺猬与狐狸》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：“狐狸知道许多事情，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。”以此论之，李欧梵是“狐狸”，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“刺猬”。李欧梵回忆，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，老师对他特别开恩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，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。“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，他写毛泽东，后来又写中国古代，我受他的影响很大。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，我要争这口气，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，这是我的叛逆性格。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，我太高兴了，提早退休，到了香港。”

最近，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，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，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。李欧梵笑道：“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，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。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，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。也可以说不三不四，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。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，我不排斥商业，不排斥通俗，不排斥科技，可是经过演变之后，我要做人文的反思，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。”

在李欧梵看来，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，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。所以，他常常逃出来。“像我这种人，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，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，一半留在学院外。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，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，学院外的人爱看，学院里的人很少看。”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，以量化计算名次。他举例，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，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，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。李欧梵常常问：“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，有唐君毅、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，现在有哪个大师？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，影响全世界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我们应该反省，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，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（想大问题）。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‘通’的。”

李欧梵感慨，也许自己老了，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，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“鬼”：“现在是全球化、商业化的时代，特别在香港，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‘鬼魂’了。我们要抓住‘鬼魂’，需要一些创造性，一些想象。”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，李欧梵顿感兴奋，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。

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《文学江湖》，李欧梵有感而发：“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，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。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，互相斗来斗去的，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？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，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，甚至于鲁迅会先说‘我明天就攻击你了’。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，左派坐一桌，右派坐一桌，打打招呼。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，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。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，为了出名而论战。”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，李欧梵说：“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，往往是一本书出来，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，作者就回应，两个人就斗来斗去，可私下里还是朋友。像夏志清和普实克，一右一左，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，不伤和气。”

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。李欧梵说，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，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。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，每次都输给夏先生。“我写过一篇文章《夏志清和刘别谦》，跟夏先生唱和。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，夏先生最喜欢看，我担心他眼睛不好，不然的话，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。”

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

李欧梵：他有点夸奖了，我是外围分子。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，我都答应，我很佩服他。他创办《现代文学》的时候，我想当外交官，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，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，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。白先勇、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。

时代周报：后来你写《铁屋中的呐喊：鲁迅研究》，跟夏济安先生的《黑暗的闸门》有关系？

李欧梵：绝对有关系，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。这种观点、看法，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。